香港证监会黄天主席和梁凤仪行政总裁与中国证监会吴清主席11月19日在香港进行了高层会晤。双方就两地资本市场发展近况交换了看法，并回顾了近期内地与香港各项互联互通机制合作成果。双方同意进一步深化监管和执法合作，共同推动两地资本市场协同发展。

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城市，随着交通、贸易、文化传播和殖民活动，一个城市的样貌不断被带到其他地方。将领、海员、建筑师、艺术家们，都是“城之理念”的传播者，他们为着各种各样的目的，在遥远的他乡建造或描绘熟悉的城市景观。

在新书《移动的圣城：四座欧亚城市的隐秘传记》中，中央美术学院讲师刘爽从画作、古地图中得到启发，查阅大量资料，游走欧亚百余地，用侦探般的方式发现了一条线索。她在书中介绍了罗马“七丘之城”的理想形象，如何在大航海时代经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传播到了亚洲的两座历史名城——印度果阿和中国澳门。

里斯本对罗马的效仿

文明史上，著名城市经常会成为被模仿的“模板”。“典范城市”被移植到各地，既遵循着特定的理念，如同“复印”，也会在地方风土的影响下产生各种变化。结果是，人们能在旅途中看到不同城市的相似性，也能感受各地与众不同的独特性。

2015年，正在意大利深造的刘爽，在博洛尼亚圣雅各伯圣殿中看到洛伦佐·科斯塔（1460-1535）的壁画《名誉的胜利》。画中呈现了广阔的山地景观，如一幅地图，其远端指向罗马。

在意大利，建城时对罗马进行效仿是一种文化传统，罗马“高地建城”的理念传播到了各地。“在从一座山到另一座山的聚落联合过程中，罗马逐渐从营地发展为一个真正的城市”，刘爽在书中提到，通过一系列的纪念性建筑工程和系统性的规划，罗马用相当漫长的时间建立了台伯河两岸的高地城市，城墙内、河岸一侧围起了七座山丘，每座山上有一座地标性建筑——这就是著名的“七丘之城”。

后来，随着罗马的城市发展，七座山丘及地标建筑的空间地位不断变化，城市核心区域的权威形象不断加强。“随着地理大发现的开展，意大利城市作为欧洲城市领导者的地位开始动摇”，但“罗马城市的根基早已深植地中海世界”，“山地建城”的理念向外拓展。葡萄牙里斯本就实施了一系列城市改造，用“重建罗马”的方式，追求成为“圣城”的理想。

葡萄牙是一个滨海的山地国家，其早期建城传统是造“山堡”，实际上是山地要塞城市。罗马帝国曾征服葡萄牙，留下了城市规划和建筑的传统，“高台崇拜”就是其中之一，宗教建筑越造越高，逐渐抢占了普通建筑的发展空间。不过里斯本也有自己的特色，作为海滨城市，其“由海观陆”的视角反映在众多古画中，体现出码头区对这座城市的重大意义。

15世纪初，葡萄牙人开始了全球航海殖民之旅，源自罗马的建城传统也进一步传到海外，遍及大西洋诸岛、非洲、南美、印度和远东。在大航海之初，葡萄牙王室就积极投靠罗马教廷，把殖民与传教捆绑起来。与此呼应，在首都里斯本，也实施了延续数个世纪的“重建罗马”工程。刘爽通过对葡萄牙、意大利古画和历史地图、建筑设计图等的分析，指出里斯本的系列“重建罗马”工程“既是对同时期罗马教廷的城市建设的一种效仿，又是在海权时代结合自身传统、港口发展而作出的一种创新”。

葡萄牙人把罗马“七丘之城”的圣城理想形象带出了地中海，伴随着他们的脚步，在东方，诞生了果阿和澳门。

理想之城在亚洲的变化

1510年，葡萄牙军队占领印度西海岸的果阿，其大部分殖民据点都建立在依山傍水之地，仅少数在内陆的山巅或平原。背靠丘陵和山岭的城市，处在陆路和水路交通要道，有山区资源维持城区的活动，也可利用高地地形保障防御，滨海也可以建设深水海港。葡萄牙在印度沿海建立了一连串港口，用来控制印度，防御荷兰等新兴海上势力的挑战。

果阿是葡萄牙亚洲殖民地的首都级城市，被打造成了“水上的罗马”。作为一座河口岛城，殖民者首先根据地形，建造要塞、城墙等初步防御设施。随后，由于主教区的成立和长期发展的需要，果阿在山地制高点建设教堂。宗教当局还清理了本土居民，建造了大型府邸和宗教裁判所。滨水的贸易区延续了里斯本的经验，建造利于物流的笔直主干道“直街”。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顾卫民在《从印度洋到太平洋：16至18世纪的果阿与澳门》一书中提到，里斯本的建城模式最显著的特征是依靠山丘和良港，城市呈开放式的半月状，高处作为居民区，低地用作商业和运输中心。这种模式在里约热内卢、果阿、罗安达、澳门、马六甲等地也有体现。

澳门在成为葡萄牙殖民落脚点之前，曾被称为“真十字”之地，这是一种宗教味道浓烈的想象。刘爽认为：“澳门被称作真十字并非偶然，它不仅与葡萄牙在前一时期的地理探索、海外扩张有着密切关联，在命名上也与‘七城岛’一样，接续了一种久远的城市理念。”

选择高地建造教堂自然又成为葡萄牙人在澳门最初的计划。澳门圣保罗山建筑群延续了果阿、马六甲的建城方式，强化以宗教和军事防御为中心的高地格局。市政厅也建在旁边，“从整体上看，圣保罗山所在的宗教中心与议事亭前地所在的政治中心成为维系这一葡萄牙远东据点的支柱性机构，在空间极为有限的半岛上支撑起与中国的商业往来，以及葡萄牙东方事业的运转。”

但是，当时管理澳门所在土地的明朝政府，从保甲制到建筑材料管控等，有一系列强力的要求，双方“共处分治”不得擅自越界。葡萄牙人按里斯本模式，在澳门实践罗马“七丘之城”的理想计划进行不下去。正如刘爽所说：“景观与观念的对峙、本土与域外势力的抗衡，在澳门半岛塑造了不同于任何葡萄牙海外据点的山城形象。”

16~17世纪的澳门，虽然城市天际线完全被教堂、炮台等西式建筑占据，看上去很像一座葡萄牙城市。刘爽统计并调查了16世纪始建的6座澳门教堂和9座炮台，发现虽然澳门内城置于明清政府对开发的管束之下，葡萄牙人还是尽力建造了山顶的教堂体系，一度接近了“七丘之城”的图景。几乎每座教堂边都建造了炮台，这些炮台既起到了防御荷兰人侵袭的作用，也强化了山巅之城的形象。后来，葡萄牙人还通过划定7个堂区，建立由堂区引领的主次街道系统，与欧亚大陆另一端的宗教圣城呼应。

但澳门终究没能完全复制“圣城”，中国本土文化的坚韧，使澳门形成了一种更为多元的城市景观。一方面，三面环城的高地最大限度地建造了教堂——正如1646年荷兰人艾萨克·科梅林发表的《澳门地图》中所记录的；另一方面，本土建筑依然占据着关键的半岛空间。

从罗马、里斯本、果阿到澳门，一种建城理想经历了千年沧桑，自欧洲的山城走到了东亚的岛屿。跳脱世界历史的殖民话语，这些变化提醒我们的是，大航海对世界文化传播的重要影响，以及本土文化的生命力。理想背后是现实。刘爽认为，到澳门时人们也许想看的是西洋景观，但在这样一个有特殊形成历史的城市，本土的力量依然茁壮，用心寻找中西文化交融的细节会更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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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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